如何量刑原本只是刑事法官最关心的问题，然而，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多数案件都需要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甚至是确定的量刑建议。因此，检察官们也越来越关心刑事案件如何量刑这一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本文主要谈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法律适用，即在刑法修正案频繁出台时，应当适用新法还是旧法；第二部分是量刑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即对于个案而言是按照什么样的步骤和方法计算刑期，又是按照什么规则确定宣告刑的；第三部分是缓刑的适用，即缓刑适用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哪些情况不宜判处缓刑；第四部分是罚金刑的适用，即某个具体案件究竟判多少数量的罚金比较合适，又要注意哪些问题；第五部分是就量刑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分析并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刑法修正时，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生效前的（为方便表述，下文将生效前的法简称旧法、生效后的法简称新法），应当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选择适用法律。首先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分别按照新旧法的规定确定法定刑幅度，然后进行比较，先比较主刑，选该幅度中法定最高刑低的法；如果最高刑相同的，选法定最低刑低的法；如果主刑幅度相同的，比较附加刑，选附加刑轻或有限制的法；如果主刑和附加刑都相同的，比较罪状表述，选缩小范围或有利于被告人的法。例：旧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量刑,设置为两档，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00万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20万元罚金；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0万元以上，处3-10年有期徒刑，并处5-50万元罚金。而关于集资诈骗罪的量刑，旧法设置为三档，集资诈骗10-30万元，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20万元罚金；集资诈骗30-100万元，处5-10年有期徒刑，并处5-50万元罚金；集资诈骗100万元以上的，处10年-无期徒刑，并处5-50万元罚金或没收财产。假定新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三档数额标准分别为200万元、1000万元、5000万元；关于集资诈骗罪的两档数额标准分别为50万元、500万元（因相关数额标准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为便于说明问题，在此先假定该标准，后续案例也均采用该标准）。张三在刑修十一实施前集资诈骗80万元，新法法定刑为3-7年，旧法法定刑为5-10年，新法的最高刑低，应适用新法；李四在刑修十一实施前集资诈骗1000万元，新法法定刑为7年-无期徒刑，旧法法定刑为10年-无期徒刑，新旧法的最高刑相同，但新法最低刑低，应适用新法；王五在刑修十一实施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0万元，新法法定刑为3-10年并处罚金，旧法法定刑为3-10年并处5-50万元罚金，新旧法的主刑幅度相同，但旧法的附加刑有限制，应适用旧法。赵六在刑修十一实施前有食品监管渎职行为，新旧法的法定刑相同，但新法的罪状表述降低了入罪门槛，对被告人不利，应适用旧法。需要说明的是，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人可以分别适用新旧法。既然从旧兼从轻的判断是具体的，需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构成事实判断，那么就会出现同一案件的不同被告人，根据其犯罪事实，有的适用新法轻，有的适用旧法轻，就会出现不同被告人分别适用新旧法的情况。比如前例中的张三和王五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案件中，判决中需要同时引用旧法和新法。刑法修正时，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生效前后的，应适用新法，如旧法对被告人有利的，应当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旧法情节占比越大，从轻幅度越大。天天棋牌,天天棋牌手机版针对1997年刑法修订时如何适用法律，以《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的形式指出，对于开始于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连续到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的连续犯罪，或者在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例：张三在新法实施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亿元，在新法实施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万元，新法法定刑为10-15年，旧法法定刑为3-10年，虽然，新法明显重于旧法，但对张三仍应当依法适用新法，但在量刑时考虑到绝大部分数额都是新法实施前的，需酌情从轻处罚，不能对张三判处比有期徒刑10年高太多的刑罚。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来确定量刑起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指符合特定犯罪构成特征并达到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的必备事实，通俗的说，就是在某量刑幅度内“裸”的事实，从逻辑上说，既然是裸的事实，那么就应该直接把该幅度内法定最低刑作为起点刑才是，怎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还把起点刑规定为一个幅度呢？这是因为，犯罪形形色色，入罪或跳档的条件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形虽然都可以入罪或跳档，但社会危害性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没有幅度，会导致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比如说，在故意伤害罪中，轻伤一人即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在第一档所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量刑，然而，在实践中轻伤一人的情况形形色色，同样是轻伤，造成轻伤一级和轻松二级的危害性是不同的。即使同样造成的轻伤二级，一拳头打成的鼻骨骨折轻伤的和拳打脚踢造成的多处骨折轻伤还是有所区别的。再比如说，同样是诈骗5千元）刚构成诈骗罪，（鉴于各省的标准不一，为方便论述，假定诈骗数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的标准分别为0.5万元、5万元和50万元，后续案例也均采用该标准）应当在第一档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量刑，但一个是以谈恋爱为名实施的诈骗，另一个是非常普通的诈骗，在量刑时也应当是不一样的，因此，就需要选择不同的起点刑。既然要在这个幅度里选择一个具体的点呢，那么主要考量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对案件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综合判断，通俗的说，前者就是造成了多大的后果或危险，后者就是这个人到底有多坏，根据这个综合判断，法官选择一个认为比较合适的点，可以说，这个点的选取是个综合判断，甚至很难来具体量化，总体来说，就是社会危害性大的和被告人人身危险性高的，起点刑就高一点，反之，就低一点，比如还就上面的故意伤害罪来说，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仅规定故意伤害一人轻伤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那么对造成轻伤一级的选择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作为量刑起点，而对造成轻伤二级的要轻一些，选择有期徒刑一年作为量刑起点，因为前者社会危害性更大。对同样是造成轻伤二级的，对于一拳头打成的鼻骨骨折的选择八个月作为量刑起点，而对拳打脚踢造成多处骨折的要重一点，选择有期徒刑一年作为量刑起点，因为后者的人身危险性更大。在选择起点刑时要注意两点：一是以相关犯罪构成的既遂状态来选择，也就是说，即使案件系犯罪未遂或者犯罪中止，在选择起点刑时都是按照假定已经既遂时所处的法定刑幅度来选择的。二是选择起点刑时考虑的因素应当尽量排除后续调整基准刑的情节或因素，否则将导致重复评价，比如在上面的故意伤害罪中，如果持刀伤人是一个酌情从重处罚情节，激情伤人是一个酌情从轻处罚情节，那么在选择起点刑的时候就不应当考虑这两个量刑情节，不能因为具有持刀伤人情节而把起点刑提高，也不能因为激情伤人就把起点刑降低。量刑规范化内罪名的起点刑范围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规定的范围内，根据上述考量因素和注意要点确定一个具体的起点刑。例如：张三以谈恋爱为名诈骗30万元，属于诈骗罪数额巨大，依法应处3-10年有期徒刑，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应在3-4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考虑到系以谈恋爱为名实施诈骗，主观恶性较大，综合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危害性后确定以3年6个月（42个月）作为起点刑。对于量刑指导意见之外的罪名，如果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包括有期徒刑和拘役的，一般可以将6个月作为基点，综合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危害性后加或者减3个月以内作为起点刑。例如，李四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该卡支付结算100万元，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李四法律意识不强导致犯罪，主观恶性不大，可以将6个月作为基点，综合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危害性后减2个月作为起点刑，即把4个月确定为起点刑。如果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不包括拘役的，一般以法定刑幅度内的最低法定刑为基点，综合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危害性在6个月以内增加后作为起点刑。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分别是贩卖淫秽视频100个和500个。王五利用互联网贩卖淫秽视频文件200个，属于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严重，依法应处3-10年有期徒刑，王五贩卖的淫秽视频范围不大，综合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危害性后确定3年2个月（38个月）作为起点刑。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在起点刑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指具体犯罪行为超过基本犯罪构成的加重结果事实，通俗的说，就是增加刑期的核心要素。不同的罪名，衡量其社会危害性的核心要素也不同，比如侵犯财产类的案件，主要以财产金额为核心要素，侵犯人身权类的案件，主要以人身伤亡情况作为核心要素，这些核心要素一般在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执法意见中都有。总之，可以根据罪名的核心要素来确定刑罚增加幅度。量刑规范化内罪名增加刑罚量标准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来确定。比如上例张三所对应的刑罚增加量标准，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标准，该档次中诈骗数额每增加5500元，增加1个月刑期。因此，按照上述标准，张三的基准刑=42个月+（300000元-50000元）/5500元每月≈87个月。对于量刑指导意见之外的罪名，那就先要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或执法意见的规定自行计算，具体可以根据法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分别对应的条件，按照大致均衡的方式计算出刑罚增加量的标准，该条件通常在相关的司法解释里有数量体现。比如前面所举的利用互联网贩卖淫秽电子信息，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共有三个量刑档次，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淫秽视频文件20-100个，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淫秽视频文件100-500个，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淫秽视频文件500个以上，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由此可知，对于第一档，100个视频对应3年，20个视频对应6个月（即前面介绍确定起点刑时的基点），故对应刑罚增加量标准=（100个-20个）/（3年-0.5年）*12个月≈3个/月，即在该量刑档次中，贩卖淫秽视频数量每增加3个，增加1个月刑期。对于第二档，500个视频对应10年，100个视频对应3年，对应刑罚增加量标准=（500个-100个）/（10年-3年）*12个月≈5个/月，即在该量刑档次中，贩卖淫秽视频数量每增加5个，增加1个月刑期。对于第三档，500个视频对应10年，但无期徒刑没有明确的数量标准，要计算出该量刑档次中的刑罚增加量标准，必须先确定无期徒刑的数量标准，对于该标准最佳的获得方式就是检索案例。因此，根据上述标准，王五的基准刑=38个月+（200个-100个）/5个每月=58个月。当然，有些罪名，如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司法解释没有规定量刑中两档分部对应的数量标准，这时候就要看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执法意见了，需要根据执法意见中的相关数量标准按照上述方式进行计算。一是同一个罪名中不同量刑档次对应的刑罚增加量标准是不同的，例如前面讲到的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3年以下一档的标准是3个每月，3-10年一档的标准是5个每月。总体来说，随着刑期的增加，刑罚增加量的幅度会减小。二是在设置刑罚增加量标准的时候，某些罪名可以有多个维度，要比较后适用处罚重的。比如非法经营外汇型非法经营罪，司法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10万元以上，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经营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50万元以上，应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该规定，设置的维度既可以是非法经营金额，也可以是违法所得数额，如以非法经营金额为维度计算刑罚增加量标准，第一档刑罚增加量标准=（2500万元-500万元）/（5年-0.5年）*12个月≈37万元/月，即非法经营金额每增加37万元，刑期增加1个月。如以违法所得数额为维度计算刑罚增加量标准，第一档刑罚增加量标准=（50万元-10万元）/（5年-0.5年）*12个月≈0.74万元/月，即违法所得数额每增加0.74万元，刑期增加1个月。现假定张三非法经营外汇2000万元，违法所得45万元，如按照非法经营金额标准计算，增加刑期=（2000万元-500万元）/37万每月≈41个月，如按照违法所得金额标准计算，增加刑期=（45万元-10万元）/0.74万每月≈47个月。两者比较后，在对该被告人量刑时要选择适用违法所得标准计算基准刑。三是当某罪名只有一个量刑档次，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当需要在某罪名的最高一档量刑，如前面说到的非法经营罪第二档时，都会面临该档次内法定最高刑没有对应数量标准的情况，此时，有效的做法就是案例检索，通过案例找到一个最高刑的数量标准，然后按照先快后慢点原则设置一个增加幅度标准。比如，对于前者，现在断卡行动中最常见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解释规定支付结算20万元以上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假如通过案例检索，发现本地类似案件，没有减轻处罚或大幅从轻处罚的情况下，结算500万元的大致判处1年，那就可以设定刑罚增加量标准=（500万元-20万元）/（1年-0.5年）*12个月=80万元/月，即支付结算金额每增加80万元，刑期增加1个月。当然，随着刑期的增加，增加的幅度要适当的小一些，具体多少还需要参照同类判决情况。再比如，对于后者，前面说到的非法经营罪第二档，司法解释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50万元以上，应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15年），但对于该档上限没有数量标准，此时就需要检索本地区类似案例的判决情况，假如通过案例检索，发现本地类似案件，没有减轻处罚或大幅从轻处罚的情况下，非法经营数额1亿元的大致判处10年，那就可以设定刑罚增加量标准=（10000万元-2500万元）/（10年-5年）*12个月=125万元/月，即非法经营数额每增加125万元，刑期增加1个月。当然，随着刑期的增加，增加的幅度同样要适当的小一些。主要原则有两个，一个是完全评价原则，即要对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全部进行考虑，按照时间分，包括罪前、罪中及罪后的各种情节，按照法定性来分，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量刑时要全面评价分析。另一个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即对某个影响量刑的因素如果已经使用过，就不能再重复使用。比如盗窃罪的中的前科，如果该前科已经成入罪的必要条件，那量刑时就不能再次使用了；如果该前科已经让被告人成为了累犯，那在使用累犯情节的时候，就不能再将其作为前科情节了；如果有多次前科，其中还有没有作为累犯或者入罪使用过的，还是必须要作为前科量刑情节使用的。还要注意的是，在确定起点刑时考虑过的情节一般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再次使用。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拟定宣告刑。拟宣告刑=基准刑×（1±先适用量刑情节A的调节比例）×（1±先适用量刑情节B的调节比例）……×（1±其他量刑情节X调节比例±其他量刑情节Y的调节比例±其他量刑情节Z的调节比例……）。先适用量刑情节数量是有限的，基本都是减少基准刑的情节，具体包括：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其他量刑情节是无法完全列举的，既有减少基准刑情节又有增加基准刑情节，所有案件共有的情节包括：坦白、自首、认罪认罚、当庭自愿认罪、立功、累犯、前科劣迹。其它常见的主要情节包括：作用较轻的主犯、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达成和解、取得谅解、对弱势人员犯罪、在灾害和突发事件期间犯罪、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动机卑劣及各具体罪名中的其它情节。对于上述计算公式，需要强调的是，先适用情节之间不是加减的关系，而是需要进行连乘，起来量刑情节之间是连加连减，如果没有先适用情节，计算时不考虑即可。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幅度在10%-60%，年龄越小幅度越大。老年人犯罪：减少幅度在20%-50%，年龄越大幅度越大。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减少幅度在40%以下，程度越重幅度越大。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减少幅度一般在60%以上，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在30%-60%，造成的伤害或损失越大幅度越小。犯罪未遂：减少幅度在50%以下，实行终了的未遂幅度小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犯罪中止：减少幅度100%以下，自愿放弃犯罪的主观意愿越强幅度越大。从犯：减少幅度一般在5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在50%以上，作用越小幅度越大。坦白：减少幅度一般在20%以下，供述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的在30%以下，交代未掌握事实越多及如实供述越早幅度越大。自首：减少幅度一般在40%以下，犯罪较轻的在40%以上，典型主动投案自首的幅度大于电话通知等情况下视为自动投案自首。当庭自愿认罪：减少幅度在10%以下，交代的越彻底幅度越大。 立功：减少幅度一般在20%以下，重大立功在50%以下，同时犯罪较轻的，可以在50%以上，立功的质量越高幅度越大。累犯：增加幅度在10%-40%，一般不少于3个月，前罪越重及释放时间越短幅度越大。前科劣迹：增加幅度在10以下，前科越重及释放时间越短幅度越大。退赃退赔：减少幅度在30%以下，抢劫等暴力性犯罪从严掌握，退赔比例越高幅度越大。达成和解：减少幅度一般在50%以下，犯罪较轻的50%以上，赔偿越多、态度越好幅度越大。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减少幅度在40%以下，赔偿越多、谅解要求越高幅度越大。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但未取得谅解：减少幅度在30%以下，赔偿越多幅度越大。未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但取得谅解：减少幅度在20%以下，谅解要求越高幅度越大。在灾害和突发事件期间犯罪：增加幅度在20%以下，灾害性越高幅度越大。假定上文中的张三作案时刚满17岁，考虑到年纪较小，减少比例确定为30%；在某公司化运作的诈骗团伙中负责打电话，因而认定从犯，考虑到作用较小，减少比例确定为30%；在公安机关前来抓捕时已经离职，后看到新闻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考虑到是典型主动投案自首，减少比例确定为30%；审理期间在家属帮助下退赔自己全部违法所得，考虑到退赔的只是自己的违法所得，减少比例确定为10%。在不考虑其它量刑情节的情况下，张三的拟宣告刑=87*（1-30%）*（1-30%）*（1-30%-10%）≈26个月。假定上文的王五3年前因犯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刑满释放刚2年，现认定为累犯，考虑到前罪也是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且刑满释放才刚满2年，增加比例确定为30%；被抓获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考虑到坦白的时间较早和较彻底，减少比例确定为20%；王五到案后又检举他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公安机关据此已抓获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考虑到该立功的质量较高，减少比例确定为20%。在不考虑其它量刑情节的情况下，王五的拟宣告刑=58*（1+30%-20%-20%）≈52个月。量刑绝不是单纯的数学计算题，需要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对拟定的宣告刑进行审查，如果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认为拟定的宣告刑罪责刑不相适应的，首先要分析上述三步设置的起点和比例是否合适，有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如果有调整空间的，审查起点刑的选取及各量刑情节的设定比例是否适当，不适当的予以调整，调整后重新进行计算。如果调整后认为拟定的宣告刑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可以在20%的权限幅度内进行调整，如果调整后的结果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重新确定拟宣告刑。对于拟宣告刑，如果在起点刑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的，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如果低于该幅度内最低法定刑，但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也可以直接确定为宣告刑；如果低于该幅度最低法定刑，但只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确定法定最低刑为宣告刑，如果坚持在法定最低刑下量刑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如果高于该幅度最高法定刑的，可以确定法定最高刑为宣告刑。上文张三的拟宣告刑为26个月（2年2个月），虽低于起点刑对应的法定刑幅度（3-10年有期徒刑）内的最低法定刑，但其具有从犯等减轻处罚情节，故仍可以直接将拟宣告刑的2年2个月确定为宣告刑；而王五的拟宣告刑为52个月（4年4个月），在起点刑对应的法定刑幅度（3-10年有期徒刑）内，故也可以直接将拟宣告刑的4年4个月确定为宣告刑。（1）减轻处罚是否可以判处条文没有规定的刑种或刑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1994年2月5日下发的《关于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减轻处罚能否判处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的刑罚问题的答复》中指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包括判处刑法分则条文没有规定的不同种的刑罚”。虽然该文件现已被废止，但在新的文件出台之前，该文件的精神仍然具有适用性。此外，从刑罚的配置来看，只有允许这样操作，才能保证刑罚适用的连续性。例：张三犯放火罪，应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具有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就可以判处该条文没有规定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甚至是管制。减轻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本质不同，前者要求处罚，必须给予一定的刑罚，而后者是不处罚，不能判处刑罚。因此，对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不能减至免予刑事处罚。当与具体罪行对应的法定量刑幅度中最低的法定刑已是最低刑种时，不能依据减轻处罚情节而免予刑事处罚。当然，这种情况下，确实情节较轻的，也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不过只能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而不能是根据减轻处罚情节所对应的条款。例：张三轻伤一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其具有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不能根据该情节判处其免予刑事处罚，但可以综合案情，依据刑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其免予刑事处罚。（3）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情节时是否可以减两档处罚刑法修正案八对减轻处罚的适用作了修正，增加了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的规定。对于只有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时，不能跨两档量刑，大家没有争议。但对于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情节时是否可以减两档量刑存在不同看法。不过，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刑法修正案(八)理解和适用》一书中指出，如果存在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或者具有免除处罚情节的，可以不受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限制，因为是否同时并列规定免除处罚可以表明立法机关的不同倾向:没有并列规定免除处罚的，表明立法机关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人身危险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而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给予从宽处理;与之相反，并列规定免除处罚的，则表明立法机关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显著减少，因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从宽，甚至免除处罚也是正当的。因此，下一格判处刑罚对于未与免除处罚并列的减轻处罚情节而言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对于与免除处罚并列的减轻处罚情节而言，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也在《人民司法》上撰文表示，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是对减轻处罚的释义，应适用于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对被告人具有法定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或者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的，可不受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的限制，可以在法定刑以下两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4）18岁前后实施同种罪行是否可以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情节如果不计18岁前的行为，将导致无法入罪或者跳档次的，应当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规定，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如果不影响的，不应适用。因为，如果不计18岁前的行为，将导致无法入罪或者跳档次时，说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和罪行轻重的因素离不开未成年时的行为，此时应当可以依据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处罚。反之，说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和罪行轻重的因素主要是成年时的行为，不应当再依据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处罚，如果可以适用而减轻处罚，将导致仅仅18岁之后的行为就单独构成犯罪或跳档次且无法减轻处罚，反而再累加了18岁之前的行为后却可以减轻处罚的矛盾。例：假定盗窃2000元入罪，3万元数额巨大。张三17岁时盗窃1000元，19岁时又盗窃1000元；或者张三17岁时盗窃1万元，19岁时又盗窃2万元。这两种情况均应认定张三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情节，可以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反，张三17岁时盗窃1000元，19岁时又盗窃2000元；或者张三17岁时盗窃1万元，19岁又盗窃3万元。这两种情况均不应认定张三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情节，不能据此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五百零五条（已被2021年新解释废止，但该条内容原文保留在新解释第五百九十六条）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尤其是在刑事审判参考第1176号黄静诈骗案中，两级检察机关认为《解释》是针对刑事诉讼法作出，而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因此《解释》只能针对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进行解释，不能根据《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直接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如要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法院认为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当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说是在程序法中嵌入了实体规范，体现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的立法创新。因此，刑事诉讼法虽然是程序法，但其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特别是第二百七十七条对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规定，第二百七十九条对刑事和解案件公检法处理原则的规定，均具有实体上的意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意思，可体现为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解释》第五百零五条正是对该条规定的具体化，第五百零五条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规定，均属于第二百七十九条“从宽处罚”的范畴。因此，对于符合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的刑事和解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减轻处罚乃至免除处罚，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的可以从宽处理，刑事和解的可以从宽处罚，虽然都是从宽，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刑事和解是一种量刑情节，且适用范围有限，而认罪认罚更多的是一种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如果允许根据认罪认罚而对被告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将导致刑法设置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体系被虚置。因此，两高三部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认罪认罚案件，对于减轻、免除处罚，应当于法有据，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和量刑。宣告刑需要符合刑法所规定的适用缓刑条件，主要是指刑期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且不得具有不认罪、累犯等禁止性情节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实施犯罪，情节较轻的，一般应当判处缓刑。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一般可以判处缓刑。对于要求依法严惩的犯罪，一般不适用缓刑。如目前我国正在严厉打击电信诈骗，那么对实施电信诈骗的人及电信诈骗上下游关联犯罪的人，一般不适用缓刑。再比如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等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治安的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绑架、拐卖妇女儿童、抢劫、重大抢夺、重大盗窃、重大诈骗等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都要慎重适用缓刑。当然，对于上述罪名，尤其是共同犯罪的案件，还是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做到区别对待，确实情节较轻的，也可以适用缓刑。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可以考虑缓刑。比如近年不少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应聘到公司工作，刚开始不知道公司安排的工作实为诈骗，等工作一段时间发现有问题后，又出于经济压力等原因未离职的。再比如，近年因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不少平台为扩大市场向新用户派发优惠券，从而引发有人骗取首单优惠的。这些类型的被告人多是首次犯罪，主观恶性不大，如果涉及的犯罪金额不是很大，又能积极退赔的，一般可以考虑缓刑。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一般不考虑缓刑。比如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等。各罪名根据自身的特点，都有酌情从轻或从重处罚的情节，有需要特别酌情从重处罚情节的一般不适用缓刑，比如具有酒后驾驶情节的交通肇事罪、具有无证驾驶情节的危险驾驶罪、具有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盗窃情节的盗窃罪。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以考虑缓刑，比如为治病急需盗窃的、因琐事纠纷而故意伤害的，如果情节较轻，可以考虑缓刑。当然，这些情节的把握还要综合考虑社情和民意。 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相同犯罪情节的案件在是否适用缓刑上应当采用同样的标准，尤其是在诸如危险驾驶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具有高度对比性的罪名上，如果某个地区、某个法院、甚至是某个法官在缓刑的适用上标准不统一，甚至造成情节轻的判实刑，情节重的反而判缓刑，都会严重损害法制统一及司法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和信任度下降。由于上述诸如刑事政策、被告人主观恶性等把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那么作为案件公诉和监督一方的检察院意见就相当重要了，检察院对上述标准的把握上可能会和法官不一致，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听取检察院的意见。案件特殊情况主要是要考虑一些社会问题，争取判决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比如夫妻双方都被羁押，但有小孩需要抚养或老人需要赡养时，在上述缓刑的适用条件上就会对其中一方适当放宽些。部分罪名关于罚金的数额法律或司法解释有规定，比如信用卡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刑法规定处2-20万元罚金，如盗窃罪，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在1000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对于这些罪名，罚金的数额应在规定范围之内。应主要根据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数量考虑拟判罚金数额。违法所得指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好处。从现代刑事发展理念来说，罚金的适用原理主要在于对经济犯罪、贪利性犯罪科以经济上的处罚，根据行为人通过犯罪获利多少配置轻重不等的罚金刑，即以阶梯式经济处罚遏制严重程度不等的经济利欲，因此，将违法所得作为判处罚金数额的主要依据符合罚金的适用原理，甚至不少罪名直接就规定以此作为判处罚金的依据，如刑法第175条、第180条等。罚金刑要按照主刑对应法定刑幅度所规定的数额判处。比如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20万元罚金，数额巨大的，处5-10年有期徒刑，并处5-50万元罚金。当某被告人犯此罪，数额巨大，但依法减轻处罚后在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档次量刑时，对应的罚金也只能在该档次所规定的2-20万元范围内判处，而不能仍在上一档规定的5-50万元（重合部分可以）内判处。再比如，新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规定了罚金，而旧法没有罚金，如果对被告人适用新法，一定要对应的判处罚金。为保证类案的协调性，针对同一罪名的罚金数额，最好设置一个能体现刑法遏制性、与违法所得相关联的固定比例，比如诈骗罪，可以设置以违法所得的1/5来判处罚金。此外，还要充分注重刑事政策，对当前严厉打击的犯罪，适当从重处罚，比如同样是诈骗罪，但对于电信诈骗类犯罪的罚金可以设置更高的比例。当然，对于如危险驾驶罪等没有违法所得的罪名，及违法所得无法查清的案件，可以考虑判处和主刑刑期保持正比例关系的金额，如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以按照拘役一个月、罚金3000元，主刑每增加一个月，罚金刑相应增加3000元来设置。总之，无论怎么设置，都要同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同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具有强烈的对比性，应当充分注意各共犯的量刑平衡。量刑时要以具体罪名的核心要素为主，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上的区别，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准确地认定各被告人的罪责轻重并裁量适用刑罚，不仅要认真区分主从犯，而且在主犯及从犯内部还要进一步区分罪责。此外，不仅要考虑同一个案件的被告人量刑平衡，而且还要注意分案处理的被告人量刑平衡。首先根据被告人既遂和未遂的数额判定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幅度相同的，以犯罪既遂部分确定量刑起点，未遂部分作为酌情从重的量刑情节，且不能引用犯罪未遂条款。例：假定张三诈骗既遂50万元、未遂5万元，李四诈骗既遂50万元、未遂50万元，均应当以诈骗既遂50万元来确定量刑起点，未遂的5万元或50万元作为量刑情节，对张三和李四均在10年-无期徒刑一档量刑，并不得引用犯罪未遂条款对张三和李四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未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未遂部分决定是否减轻处罚，确定未遂部分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第二步与既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比较。如果第一步确定的幅度较重的，应当以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确定全案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将既遂部分作为酌情从重的量刑情节，且必须引用犯罪未遂的条款。例：张三诈骗既遂0.5万元、未遂50万元，如先决定对未遂部分减轻处罚，该部分对应的法定刑为3-10年有期徒刑，如先决定对未遂部分从轻处罚，该部分对应的法定刑为10年-无期徒刑，两个都比既遂部分对应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要重，故均应当以诈骗未遂50万元来确定量刑起点，既遂的0.5万元作为量刑情节，对第一步决定减刑处罚的张三在3-10年有期徒刑一档量刑，并引用犯罪未遂条款表述减轻处罚，对第一步决定从轻处罚的张三在10年-无期徒刑一档量刑，并引用犯罪未遂条款表述从轻处罚。首先确定各罪对应的量刑情节，要注意有些情节是针对具体个罪的，如是否认定坦白等，而有些情节是针对全部罪的，如立功等，因此，要先用各个量刑情节调节个罪的基准刑，确定个罪所应判处的刑罚，再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则，决定执行的刑罚。折抵刑期时要把握好适度原则，一般掌握在总和刑期不满5年的，减少不超过1年；总和刑期不满10年的，减少不超过2年；总和刑期不满15年的，减少不超过3年；总和刑期不满20年的，减少不超过4年；总和刑期不满25年的，减少不超过5年。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予以并罚。因此，应当明确的是撤销缓刑并不是撤销原判决，原判决关于罚金刑的判决仍然是有效的，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如果将缓刑判决判处的罚金刑合并的话，实质上等于将缓刑判决所判处的罚金刑效力也撤销了，将导致两个有效判决的既判力冲突。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也指出，刑法第七十一条中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应是指主刑执行完毕以前。如果被告人主刑已执行完毕，只是罚金尚未执行完毕的，根据刑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因此，被告人前罪主刑已执行完毕，罚金尚未执行完毕的，应当由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尚未执行完毕的罚金，不必与新罪判处的罚金数罪并罚。虽然该情况不是针对撤销缓刑的情形，但精神是一致的，即如果前罪判处的罚金刑未执行的，可以随时追缴，而不用合并执行。因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而撤销缓刑的不能继续适用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的，说明被告人具有再犯罪的危险，不符合缓刑适用所要求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一法定条件，故不能宣告缓刑。因缓刑考验期间发现漏罪而撤销缓刑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继续适用缓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指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如果仍符合缓刑条件的，仍可宣告缓刑。虽然该文件已被废止，但在关于此问题新的文件出台前还是具有参考性的。当然，是否适用缓刑，还是要根据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因素综合把握。实践中，造成漏罪的原因多种多样，对其中在前罪诉讼中，被告人故意隐瞒罪行，企图逃避处罚的，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在撤销缓刑后不宜再宣告缓刑。而对因被告人认识不到位或其他客观原因造成漏罪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可以继续适用缓刑。实践中存在本应合并审理而未合并审理的情况，为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在不再审的情况下应当对被告人数罪并罚，并且要按照假定是合并审理时的情况确定决定刑。例：张三在刑修十一生效前因犯涉嫌在a地集资诈骗被a地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取保候审期间又因涉嫌在b地集资诈骗被b地公安机关抓获，后b地法院仅对张三在b地集资诈骗2000万元的行为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40万元。判决生效后，a地公安机关将张三从监狱解回a地，现a地法院除了根据法律规定对张三在a地集资诈骗1000万元的行为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外，还需要将该罪与b地法院判处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40万元进行并罚，且确定的决定刑不得超过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万元，即至多只能按照新法实施前基层法院对集资诈骗罪能判的法定最高刑对张三判处刑罚。
